本文经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授权转载 楔子
1994年2月,《活着》完成最后的剪辑。可惜送审受阻,影片无法公映。张艺谋觉得自己奖已经拿的够多,不差这一部,只是千万不要起冲突,免得以后拍不了电影。他建议投资方尊重…

为什么会禁播?细数惨遭禁播的10大华语电影

2013-12-05 17:30:34来源:游戏堡编辑:yxbao我要评论

第1页:新闻页一

10、《十七岁的单车》

禁播原因:内容压抑

千赢官网登录 1

该片是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王小帅2000年执导的作品,由周迅和高圆圆等明星主演,影片关注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命运,为了生存用尽全力奋斗,因为王小帅在没有拿到审片结论之前便携片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虽赢得一尊银熊,却被禁止在国内公映,而有说法是因为该片的内容有一点压抑,比较现实而被禁播。

9、《小武》

禁播原因:诋毁政党形象,涉嫌煽动

千赢官网登录 2

《小武》是中国导演贾樟柯出品的一部独立制片的电影,1998年2月18日上映。影片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的小县城中拍摄,大部分次要演员都是当地人,使用晋语汾阳方言对白。主人公小武的演员王宏伟是河南人,在影片中使用河南安阳方言。导演贾樟柯凭借《小武》在国际影坛一举成名,成为青年导演中后来居上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国内,《小武》因诋毁政党形象,涉嫌煽动而一度遭到禁播。

8、《过年回家》

禁播原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

千赢官网登录 3

知名张元导演执导,李冰冰等人主演的电影《过年回家》讲述的是是一个关于宽容和爱的故事,主人公过年回家,倾诉了17年的难言人生,该片看似平淡的影片,却给人的心灵以极大的震颤,因此获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是随后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导演张元受到处罚。

7、《冤家父子》

禁播原因:讥讽中国社会关系

千赢官网登录 4

《冤家父子》是中国著名”痞子文学”作家王朔的电影处女作,冯小刚和徐帆倾情主演,这是迄今为止王朔唯一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部影据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一些隐晦的讥讽,因此从来就没有在国内公映。富有戏剧性的是2000年的瑞士洛加诺电影节将本片评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

6、《鬼子来了》

禁播原因:违规拍摄、格调低俗

千赢官网登录 5

《鬼子来了》是姜文导演的第二部影片,该片讲述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该片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2002年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而姜文也凭借此片扬名国际,但是因为该片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而且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最终遭到禁播。

声明:游戏堡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不代表游戏堡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若侵权请来信告知,我们将及时处理。

撰文 | 余雅琴

本文经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授权转载

电影工业一贯残酷,内在的文化心理上永远期待更新的作者和作品,永远在追逐更年轻的面孔。近年来,只要有青年导演的作品,在宣传策略上往往离不开“新浪潮”几个字。

楔子

事实上,“新浪潮”这个名词显然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兴起的影响世界电影史的“法国新浪潮”,这场电影运动不仅仅涌现出大量具有革命性质的作品和新锐作者,更是在电影界、评论界、理论界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1994年2月,《活着》完成最后的剪辑。可惜送审受阻,影片无法公映。张艺谋觉得自己奖已经拿的够多,不差这一部,只是千万不要起冲突,免得以后拍不了电影。他建议投资方尊重有关方面的决定,放弃去国际电影节参奖的机会。

而后,世界各地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电影运动都被人冠以“新浪潮”“新电影”这样的称呼,这些青年创作群体的共同特点都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或者不满于当时的电影制作体制,或者不满于虚伪的商业电影套路,或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用摄影机创造属于自己世代的银幕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电影“新浪潮”意义上的探索应该始于“第六代”的实践。

但没多久,戛纳电影节传来消息:《活着》被台湾制片方送达,已入选竞赛单元。

“第六代”开始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创作,其最为宝贵的特质就是这些电影打破了某种自上而下的美学范式,创作者试图开始“个人化”的书写,这批后来被普遍称为“第六代”的导演,放弃了为集体的宏大叙事,转而探索更加“边缘”和“个人”
的题材与电影美学。

电影未过审,如果此时张艺谋再出国参赛,便意味着与体制分庭抗礼。制片方担心影片获奖却无人在场,希望葛优与巩俐作为演员出席戛纳。

贾樟柯、王小帅、娄烨三人一向被认为是第六代导演中最被瞩目的作者,至今仍旧持续创作。近两年,他们的最新作品接二连三获得公映,占据着评论界关注的中心位置。而他们电影中的某些共性让“第六代”的创作始终与中国现实相联系,至今被认为是反映中国世态人心变迁的影像记录。

葛优害怕坐飞机,更重要的,他对自己的表演不自信,不好意思出席。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鼓励他,两人晚上聊了很久。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第六代”和他们的创作,如何理解中国独立电影的价值和意义,这似乎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三十年的文化史。

事到临头,葛优还是去了。

“第六代”的命名

颁奖那天,《活着》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葛优拿了影帝。不像前一年的《霸王别姬》,陈凯歌带着演员感受电影人的至高荣光,张艺谋只能在录像带上看到颁奖典礼。

“第六代”可以被看做第一批中国独立电影的作者,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最后一个可以被归为代际的作者群体。但是什么是“第六代”,这个命名本身却并不那么清晰。

< 巩俐与葛优在戛纳 >

千赢官网登录 6

电影节专门为张艺谋设了一张椅子,空空的座位上写着:导演张艺谋。

娄烨《苏州河》剧照

也许早两年或晚两年,张艺谋都不会陷入这份尴尬。偏偏那年,他的后辈们把中国电影规则搅了个天翻地覆,弄得局势紧张异常。

一般认为,“第六代”指的是1990年前后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对抗

(主要指的是85级、87级的学生,当时每两年招生一次)

1985年,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娄烨、王小帅进了导演系,住上下铺,张元则去了摄影系。

。这个群体的确具有一致的困境和共同的诉求,他们拍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独立电影,这样的行动也被学者解读为是对“第五代”和主流文化的“突围”。

这几人毕业那会儿,霹雳舞少年贾樟柯刚刚高考落榜,离开故乡小镇去太原补习美术,决定以艺术生的身份复读。可惜文化课太差,贾樟柯一考三年,直等到北影改制,他才以旁听生的身份进了校园。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第六代的理解更加宽泛,认为“第六代”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学院毕业生。学者郝建将“第六代”大致划分出三种创作走向和三个创作群体:第一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生,以导演、摄影系的毕业生为主。他们在创作中偏好艺术电影的趣味和形态,注重与以往电影艺术体系的对话。第二是以写实形态见长,更注重某种底层关注,他们注重的是与现实生活的对话和对中国人生存境遇某种形态比较平实朴素的表达。第三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围绕在罗异的西安艺玛公司周围,在创作中坚定地走商业路线,以大众性的商业电影为探索目标。出现这样的现象,自然和1990年代中国整体的文化环境与经济环境有关,某种意义上说,第六代导演都是深受1980年代文化热影响的一代人,当时的各种思潮深深影响了这批导演的创作。

1992年,贾樟柯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看到了介绍张元、王小帅的报纸,头一次听到了“第六代”的说法。他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1978年后,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出现的电影界三代更迭的情况。尤其是“第五代”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让影坛对“第六代”的出现颇为期待。另外一方面,与第五代不一样,第六代的命名是自我指认和有意识向社会公布的。1992年,胡雪杨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留守女士》,他立即发表对自我和对一个小团体的命名式:“89届五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

< 张元 >

郝建在文章《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指出:第六代的命名的动力发生过转换,首先的动机来自这些新出现的青年导演自己。最简单、最贴切的解释是为了从影响的焦虑中突围,这看上去是要独立,要突出已有的影响。潜意识中是想复制成名之路。后来,是市场宣传的需要,准确地说是制片人的需要,成为一个商业上的广告语。例如,2001年张元拍摄《过把瘾》,报纸上的宣传词就屡屡提及“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类的词语。

还在上学时,张元在电影学院门口拍作业,一个法国人看到,停车下来和他用简单的中文聊了两句,又看他拍了一会儿就走了。有天法国人突然打来电话,说团队里有个摄影师要回家照顾妻子,请张元帮忙拍摄。

郝建认为,
“第六代”是一群艺术主旨和个人生活态度、作品形态都有巨大差别的中国大陆电影导演。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仅仅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大约都生于60年代,但他们的思想成长、基本的艺术思想和政治理念成型是在80年代。在“第六代”身上,比较明显的是1980年代的思想营养。对1980年代的思想和艺术氛围,
他将之归纳为思想上的人道主义、艺术营养的现代主义、在压制和清除中初步成长的商业文化
。这些也可以被认为是“第六代”的一个共同性。

张元有了机会,给法国、瑞士、德国电视台拍了一些短纪录片。等手里有了些钱,就在西单买了两间小破房。毕业后,张元被分配去八一电影制片厂,但仗着有钱,他一天班也没上。

但是,与此同时,“第六代”是一个命名的仪式。它是个体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定位,又是社会对他们的阐释与简化、归类。“代”的划分与言说无疑是现当代中国文化中“个人化”写作匮乏的一个标志。第六代的命名可能是又一次对个人风格的无视与湮没。哪怕这些个人风格是如此不圆满和不成熟。至于命名的意义,是泯灭了他们的个性差异。

毕业前后,张元和王小帅共同策划,筹拍第一部个人长片《妈妈》。电影讲了一位单身妈妈照顾残障儿子的残酷故事。那会儿电影厂标没弄到,剧本也没过审查,几人向一家私营企业找了20多万,就把电影拍了。故事灰暗,无人问津,张元决定把片子送出去。

“第六代”电影的传播

刚好王家卫在北京,帮了张元一把,他把电影拷贝塞进行李箱,“走私”去了法国南特电影节。

“第六代”作者影坛地位的确立显然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他们早年独立制片的一些电影往往是通过国外的电影节传播出去然后逐渐被国内所熟知。

没想到,电影在国际上大受欢迎,那份拷贝跑了一百多个电影节,都被放烂了。

千赢官网登录 7

《妈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的野路子给第六代开了先河,后来第六代的主力们纷纷走上自筹资金拍片的道路。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剧照

不像张元那么有资本,王小帅毕业后服从分配,进了福建电影制片厂。等了许久,一直没有拍片机会。1992年初,北京资料馆的人到厂里开座谈会,点名问王小帅怎么还不拍戏。厂长说每年只有一个指标,大学生要锻练五年。王小帅听了直接离席,会还没开完,他已经出了厂门。

戴锦华《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一文中认为“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再一次作为“他者”,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再一次被作为一幅镜像,用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而西方不仅无视“第六代”所直接呈现的中国文化现实,也无视“第六代”影人的文化意愿。

张元的第一炮打响之后,王小帅回了北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玩点野的”。

事实上,大部分独立影人拒绝“地下电影”的称谓。张元曾表示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说法”,他更喜欢“独立影人”的称呼;而吴文光则明确表示,他们面临着双重文化反抗:既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又反抗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阐释。

那会儿王小帅见到熟人就问有没有“款姐”,他认为自己综合素质过硬,不但能搞定款姐,还能套出钱来。可惜款姐没找到,只碰见了学美术的穷苦老同学刘小东。

戴锦华一方面认为“独立影人”在其起点处,是对90年代中国文化困境的突围,是一次感人的、几近“贫困戏剧”式的、对电影艺术的痴恋,但是其部分后继者,则成为这一姿态的、获益匪浅的效颦者。并且如果说“张艺谋模式”曾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处窄门;那么,独立制片,便成了电影新人“逐鹿”西方影坛的一条捷径。

大家一商量,拍电影哪有那么费劲,演员现成的,故事也不用编,让刘小东演自己的苦逼生活就行。

郝建对戴锦华的观点提出了争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有些评论者认为‘第六代’作品在西方屡屡得奖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再次制造了不同于第五代的另一种‘东方奇观’,或者是其制片方式——体制外的、地下的,作为一种对主流官方制片方式的抵制与颠覆而获得意义与价值。这种简单化的、一味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抗争,往往使我们因此忽略影片本身的现实性与艺术性。”

< 青年王小帅 >

当然,不管基于什么因素,在1990年代,第六代的确面临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他们的电影在国外获奖而在国内无法上映,甚至面临处分。王小帅曾回忆,他的《冬春的日子》自筹资金拍摄完成后曾拿去电影局,本以为是替国家省钱应受表扬,却被告知这是一个“错误”。事实上,中国独立电影的先驱者对大的环境一开始是缺乏认识的。

几个人凑了点钱,电影就开机了,娄烨客串男二。王小帅冒充学生去柯达拉赞助,又向北影厂借废机器。5个月后,电影杀青,只花了20万。

1994年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应该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重要事件。1994年3月12日刚刚完成《北京杂种》的张元与其他六位导演,因携带未经有关部门通过的作品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被国家处罚,这是有关部门对于独立电影第一次集体性的重大处罚

这部电影叫《冬春的日子》,在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大奖。


1994年,广电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七名导演受到处罚)

与商业片不同,艺术片走的是另一条路,只要在重量级的电影节上得奖,片子几乎都能获得奖金与不错的版权收入。

凭借《妈妈》,张元获得法国政府提供的10万美金奖金,相比投入的20万人民币,回报已经翻了几倍。

千赢官网登录 8

二十几岁名利双收,第六代的先行者品尝到了自由的美妙滋味。

贾樟柯《小武》海报

《妈妈》之后,经王家卫的摄影师引荐,崔健找到张元,要拍《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拍着拍着,张元有了一部电影的构思。

1999
年,贾樟柯也因将《小武》带到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奖而受到一万元的罚款处罚,并写检查称自己“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2001年,王小帅因在未经广电总局通过的情况下将《自行车》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

送往第 51
届柏林电影节参赛而受到处罚,广电总局决定“停止王小帅在中国电影集团体制参与一切创作、制作活动,中影集团所属各制片公司、洗印厂、制作基地公司,一律不得受理王小帅及与他相关的影视创作、制片、洗印业务。”这些事件的出现是一批“独立电影”被称为“地下电影”的原因之一。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在中国,国家电影体制限制独立电影的制作和放映,个人想要拍摄电影必须要经过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备案,而在没有经过审批,或审批不通过的情况下私自拍摄和放映电影都属于违规行为,所以这类没有获得审批的电影在
1990
年代普遍被称为“地下电影”,这一名词在中国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官方和主流媒体也用其描述当年的“独立电影”,但它受到了西方学者毕克伟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Paul Pickowicz)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的质疑。

故事围绕崔健展开,俞飞鸿演片子里的女人,男人由崔健、臧天朔、窦唯、唐大年、刘小东饰演。张元用奖金和崔健联合投资,又拍了一部独立电影。

毕克伟强调判定一部影片是否为“地下电影”,其政治立场才是起决定性因素的,“政治批评的作品”并非是彼时这些创作电影的主要特征。事实上,独立电影作者本身也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一标签,一些作者认为
“他们的作品更想用作品为艺术家的个人视野所服务”,因此“地下电影”这一名词没有受到作者和学者们太多的青睐,近年来逐渐退出了中国独立电影的研究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更“中性,涵括更广,但同时也是更模糊,更难定位的名词”──“独立电影”。

< 张元与崔健 >

“第六代”与独立电影

片子叫《北京杂种》,里面的人全说脏话。开机的一瞬间,张元想到,这个片子不可能过审了。他早早放弃努力,再次私送影片,走上了国际电影节展播之路。

千赢官网登录,学者张英进则质疑了第六代“独立”的身份。他在《背叛不需要理由——中国新一代城市导演与90年代以来的电影格局》指出:“到了90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收编

1993年9月,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着影片《幻影》《找乐》与张元私自送展的《北京杂种》狭路相逢。

(co-optation)

代表团要求组委会拒收张元等人的影片,否则就退出电影节。组委会站在张元一边,代表团愤然离场。

和共谋

几个月后,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重演了这一幕,而且动静更大。热情过度的国外友人不但以“中国电影专题”的名义展播了第六代导演的电影,还召开了“为第六代争取在中国拍片权利”的新闻发布会。

(complicity)

事情闹大了。

是90年代末“后社会主义”电影的两大特征,2000一2002年则给一批崭露头角的电影人提供了新的选择。

1994年3月12日,有关方面对私送影片参加鹿特丹电影节的导演作出处罚,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

千赢官网登录 9

其中包括张元、王小帅、何建军、吴文光、时间、田壮壮七个人,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事件”。日后的“龙标困难户”娄烨因为没能凑够电影启动资金,完美避开了这次处罚。

章明《巫山云雨》剧照

此时《活着》刚刚被禁,而戛纳电影节就在5月。张艺谋不想成为“君子”中的一员,建议投资方不要拿《活着》送国际参奖。不像与第四代之间的亲密,第五代与第六代的第一次遭遇就有些不大愉快。

在张英进看来,“地下”运作只是年轻导演采取的一个策略。西方媒体不太了解或有意忽略的是,很多从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毕业的学生,仍与分配的单位保持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隶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除管虎以外,还包括其他活跃的年轻导演,如路学长

第六代的先行者们批量遭禁,而年轻的贾樟柯还在上学。谁也没想到,这次遭遇余波未停,贾樟柯终究没能逃过受害者的命运。

和张杨

地下

。到90年代中期,这批人的几部电影获准在国内公映,其中包括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

年轻的张元、王小帅早早进入地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拍电影的进程。

的《周末情人》

拍完《北京杂种》,崔健给张元介绍了一个叫李委的年轻人。那会儿张元找了王小波,正在准备《东宫西宫》的剧本。有一天,李委带着他的兄弟找到张元,第一句话就说:“你呀,不拍我们家,你就是太傻了,我们家是我们那个院子里最牛的。”

, 路学长的《长大成人》

李委的爷爷喝酒自杀,父亲是最早一拨儿去保加利亚演出的舞蹈演员,后来进了精神病院,但他根本没病,只是喜欢喝酒。一个艺术之家,混到最后两个儿子也没有工作,也在喝酒,还把自己父亲的脑门都打开瓢了。

,王瑞

张元听了故事有些激动,下午就开车带着兄弟俩到回龙观精神病医院。在精神病院走廊的尽头,李委的父亲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那一瞬间,张元知道李委所言非虚,这个电影得拍。张元决定请这一家人自己演自己,到精神病医院要了一张假条,把李委的父亲接了出去。

, 邹迪的《黄金鱼》

< 李委一家 >

, 以及章明

这部影片名为《儿子》,获得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和国际影评人大奖,金虎奖的评语是:一部真实而残酷的极具震撼力的纪实剧情片。

的《巫山云雨》

之后,张元与王小波合作,拍了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这部电影和《儿子》成为张元个人最有力量的两部影片。

张元说:“像《妈妈》《广场》《儿子》,我觉得是我在做一个艺术品,我始终和一些艺术家在一起,和中国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没想到要给谁看,一点也不考虑什么明星,用什么构架,以及一些商业的要求。所以,我无所求,当时就无所惧。

千赢官网登录 10

在这期间,其他第六代导演也没闲着,王小帅拍了《极度寒冷》,何建军拍了《邮差》。与张元一样,他们都将关注放在了边缘人群身上,影片真实残酷,带着原始的力量。

管虎《头发乱了》海报

接连拍了好几部电影,一部也没能公映。第一个冲破体制的张元,此刻感受到了孤独

“第六代”置身于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它本身就是“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一个文化现象——这种市场经济在90年代与跨国资本主义共谋下迅速发展起来,它看重的是企业家精神的意识形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地下拍片可视为90年代“后社会主义”的一个副产品

张元去找有关领导解决问题,领导不见他,张元不罢休,坚持要求见面。等到两边终于坐下谈话,气氛却异常和谐,领导还夸他是个很不错的导演。1997年年底,上面下了文件——《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

,因为正如企业家一样,“独立”影人把自己在经济上的弱项,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强项,在市场经济敲开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首先是国家管制的放松使他们能够“独立”,租用电影设备,并与海外发行商直接交易

< 拍完《过年回家》李冰冰开始走红 >

(虽然这种交易多数是非官方的)

张元终于解禁,成为当时盛事一件,中外媒体采访了好几轮。解禁后,张元找李冰冰主演,拍了《过年回家》,接着又拍了《我爱你》和《绿茶》。可惜电影票房一片惨淡,在张元的故乡南京出现了“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然而,既然他们一开始就利用国家设备进行制片,依赖国际电影节圈子进行放映,第六代影人的“独立”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

张元感慨说:“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李铁成的博士论文把早期的独立电影的作者创作形容为是一种“被迫逃离体制”的状态。但是,他也指出其实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所谓的“第六代”电影人的选择和走向已经纷纷发生了变化,比如张元和王小帅最早选择从独立电影走回到体制内创作,王小帅也曾明确表示过:“现在都不说‘第六代’了……第六代导演已经开始做自己的电影了,大家慢慢地分化出来了。”

其实不说市场,单就影片的批判力度与艺术价值来讲,解禁后的几部影片明显比不过早期作品。

但是张真则认为这群电影人代表着独立电影与国家共生关系的弱化及其新一波的浪潮,是转型过程中“都市一代”在质询电影本质和“所有权”方面发生的关键转换。“都市一代”电影带着“独立”徽章。虽然“独立”意味着重重负累
, 却仍然可以说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属性 , 这一属性从实验派电影人

也许第六代导演还没意识到,审查制度并不是艺术电影最大的敌人。

(张元、章明、娄烨、贾樟柯、王全安以及像吴文光和蒋樾那样拍纪录片的导演 )

解禁、被禁

,到更加以商业为导向的导演

“七君子”被禁那年,好莱坞影片首次进入中国院线,参与票房分账。国产影片几乎在一瞬间便败下阵来,每年不到10部的进口大片迅速占了国内电影收入的一半。

都具备。

1991年,国产电影票房还有23亿元,之后一路滑坡,到了2001年只剩8.7亿元,故事片数量也是一年少过一年,从1994年的148部跌到1997年的88部。

而一些非电影学院毕业的电影人

此时的张艺谋、陈凯歌还未转向商业大片,中国电影产业一片迷茫。

也在同一时期加入到独立电影的创作队伍中来,拍出了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不同于主流电影的影片;另外,第六代电影人所拍摄的主要作品都属于剧情片,而独立纪录片作为中国独立电影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却无法用“第六代”的代群概念进行表述,这些都充分说明用“第六代”来研究独立电影已经非常困难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启动“1998——1999青年电影工程”,新任厂长韩三平启用了一批年轻导演,试图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

“都市一代”到“业余电影”

王小帅也在其中,他拍了《梦幻田园》,领导看完说“艺术上和未来商业上都很严峻”。

中外学术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而便有了所谓的“后五代”、“新生代”等说法,但都无法很准确地去建构对中国独立电影描绘的图景。这时候,纽约大学的张真教授同一批学者推出“都市一代”这个说法,2001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8 日,在纽约林肯中心的 Walter Reade
戏院举行的“都市一代:转型中的中国电影”

< “艺术与商业都很严峻”的《梦幻田园》 >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in Transformation)

在学术界,他们也遭到了批评:“满足了领导的意愿却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这些青年导演身上的锐气和深度?”

影展,十位年轻的中国电影人携带十一部作品参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第六代导演陷入了与张元相似的境地,审查没能抹掉的艺术水准却在商业语境中丢了个干净。

千赢官网登录 11

眼看着第六代在商业与艺术上同时失意,曾经的霹雳舞少年贾樟柯站了出来。

贾樟柯

< 贾樟柯 >

张真主编的《都市一代》

原本贾樟柯是走文学路线的,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导演。

(The Urban Generation)

在复读考学的日子里,贾樟柯写过一篇文章,亲自登门给了山西作家田东照。贾樟柯递完文章就跑了,走到路上才想起来没留联系方式。

一书中更明确了“都市一代”的背景是具有都市生活体验的年轻作者,他们力图冲出时代带给他们的阴影,这个群体中包括“第六代”和
1990
年代的其他新人,而从制片方式上,包括无论来自国家还是海外投资的商业电影。

田东照觉得年轻人有天赋,能吃文字这碗饭,辗转托了好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贾樟柯,带他进入作协的读书改稿班。

所以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资并获得公映的影片,比如王小帅拍摄的《扁担姑娘》

在改稿班里,贾樟柯时不时能见到文学界大拿,在老师的指引下进步飞速。田东照先生意外有了一名得意门生,很是欣慰。

,或者由海外投资却没有上映的影片,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眼看要走向作家的道路,机缘巧合,贾樟柯在电影院看到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下被电影的表达方式震住了,立志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陈冲的《天浴》

贾樟柯犹豫再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田东照。老师愣住了,问他是不是文学不如电影热闹,是不是受不了清苦的生活。理想为大,顶着恩师的失望,贾樟柯还是决定改考北京电影学院。

等就都被划归到“都市一代”的范畴了。

进入大学,贾樟柯却有些懈怠,他雷打不动,每周六去学校边的迪厅跳霹雳舞,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

但是对于独立电影研究来说,“都市一代”一方面将其研究的创作群体和融资形式多样化了,另一方面却在题材范围上产生了一些局限性,即城市题材之外的电影无法被纳入进来。但随着
DV
技术的兴起,各地影视院校和专业增多,国家对影像逐渐失去垄断控制,使得越来越多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也能够接触和学习到影像,并拍摄了大量鲜活的乡村题材电影,成为了“都市一代”之外有待研究的领域。

1994年,世界电影巅峰年,佳作井喷。贾樟柯重新被理想击中,他像戒毒瘾一样戒了霹雳舞,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开始拍电影。那年冬天,读大二的贾樟柯拍了短片《小山回家》,片子在香港获奖,贾樟柯因此认识了一个投资人。

张真在其论文《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都市电影》里认为贾樟柯的出现成功“终结”了“第六代”。第六代导演的电影

毕业前,贾樟柯回了一趟老家,见了老同学。有个同学做了看守,跟贾樟柯说班上另一个同学做小偷被抓了,每天隔着铁栏杆找他说话,探讨人生哲学。

(如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

那个人物留在贾樟柯脑子里,他开始写剧本。期间靠写专栏和去北京电视台演猴子养活自己。

中不满现状、心高气傲的都市漂流者与贾樟柯电影中小县城的“手工业者”

剧本完成,贾樟柯联系香港的投资人,找了30万启动资金。开机21天《小武》就完成了。
片子没有送审,直接送去了国外。

(小偷或外来的业余表演者)

< 《小武》剧照 >

的区别或许可以明显地标示出20世纪90年代末期“都市一代”内部范式的转型。

1998年,《小武》拿了8项国际电影大奖。法国《电影手册》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千赢官网登录 12

第二年,《小武》版权在西方国家大卖,贾樟柯的银行卡里有了500万。那时他29岁,刚从北影毕业。

导演张元

恰在春风得意之时,贾樟柯遭遇了第六代共同的命运。

作为“都市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支,“业余电影”的出现与新纪录片运动十多年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运动与实验叙事电影发展轨迹平行,有时相互交叉。从技术手段来看,“业余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民主形式,对其概念形成及广泛传播发挥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是笨重的胶片摄像机,而是视频摄像机以及更时兴的数码摄像机和编辑软件。上述导演中有许多都拍过纪录片或是文献电视片,尤其是张元,有过多部纪录片作品。“都市一代”的许多影片不管是充满激情的还是冷峻客观的,都带着纪录片的气息。而这种影像上的粗粝感和电影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合为一种特殊的美学,至今仍是“第六代”创作的一个标签。

1999年1月,贾樟柯被领导喊去谈话。来到门口,他刚好看见七八人一起涌出,某第五代电影大师正与其中一位领导称兄道弟。

贾樟柯曾发表过《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再次到来》一文回应新的拍摄技术带来的影像的民主化,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中,他写道:“电影再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有,它本来就属于大众……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领导送走大师,招呼贾樟柯进屋,说自己出去一会儿,请他随意。

与此同时,在2003年,国家电影总局主动召集一些独立电影人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协商,这次事件又被称为“七君子上书”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和张亚璇联名上书,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电影分级制、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对本土电影支持和保护政策等多方面主张,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的中国独立电影“民间”和“官方”的对谈。

贾樟柯在屋里坐下,看到桌上有份文件,是台湾《大成报》关于《小武》的报道。正文旁边,有人手写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同样是2003年,各地独立影展开始崭露头角,独立电影放映社团热火朝天,独立电影创作呈现上升势头,“独立电影”也开始渐渐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事实上,不管“独立电影”的概念是多么的纷繁和复杂,随着DV运动的兴起,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的创作者们再也无法被归为某个代际,一个新的,彻底的“中国独立电影”时代来临,一批“业余作者”很快涌现,甚至很快消失,电影的定义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第六代”在完成了文化意义上“反叛”的历史使命之后,回归了大银幕。

报告的署名是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电影大师的文学策划。

此后,电影总局宣布对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解禁。贾樟柯在文章中回忆:“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领导走进屋里,拿出文件宣布: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力。领导把举报信拿起来墩了墩,说:“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戴锦华在《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的结尾,提出这样的疑问:“

曾经感受过制度之苦的人终于成为了制度的维护者。

一次获救,还是屈服?一次边缘对中心的成功进军,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吞噬?是新一代影人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电影业注入活力,还是体制的力量将湮没个人写作的微弱力量?”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至今悬而未决,并同样考验着不断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作者们。

这篇文章中,这样的故事将再次上演。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交锋

《梦幻田园》不理想,王小帅再次转战地下。2001年,他带着高圆圆主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去了柏林,捧回评审团大奖。影片没过审查私自参展,王小帅被禁了三年。

< 《十七岁的单车》剧照 >

得益于前辈帮助与同代导演的努力,在被禁的道路上,贾樟柯终于和第六代保持了同步。

与以往一样,被禁并没有影响导演拍片的进程。进入地下的贾樟柯拿到北野武工作室投资,拍了《站台》,入围威尼斯电影节。2002年,《任逍遥》入围戛纳电影节。

有次贾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盗版DVD店闲逛,店里新货不多,没有顾客。贾樟柯准备走时,老板拉住他问: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贾樟柯在国际上已有盛名,回到国内,电影却只能在地下盗版店流传,导演名字也被人念错。

同行不同命,2002年,《英雄》拿下全国四分之一票房,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张艺谋成为最受瞩目的导演。

贾樟柯说:“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会为权力辩护。”

此时的贾樟柯、王小帅处于被禁状态,两代导演不在一个战场,真正的战争还未打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口大片的配额将进一步开放,增加到每年50部。考虑到以往10部的配额已然让中国电影难以喘息,有关部门必须采取行动了。

广电部门找到王小帅,让他给导演朋友们打电话,约大家一起到北京电影学院聊聊。

< 娄烨 >

见面前,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导演聚在贾樟柯的工作室,聊到深夜,众人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希望以往被禁的影片可以通过整改解禁,建议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

倡议书的最后一条写着: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

2003年11月13日,贾樟柯和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大部分第六代导演一起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们念了倡议书,领导们宣布既往不咎,以往恩怨“一笔勾销”。

从这里开始,第六代导演与他们的艺术电影将直面残酷的商业规则。

一位领导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意思很简单:你有权力拍,别人可没义务看。

2004年1月8日,贾樟柯恢复导演身份。4月,电影《世界》的新片发布会上,贾樟柯说: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话没说完,贾樟柯哭了起来。

类似的,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解禁,更名为《自行车》,成为首部被解禁的影片。随后,《青红》入围戛纳电影节,拍了12年电影的王小帅第一次获得公映许可。

接下来的几年,除去娄烨因《颐和园》被禁五年,其他第六代导演都浮出了水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