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建隆三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

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尸’”。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当年六月,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元丰八年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枯”。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盲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悖说他“旬日之间,两人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章悖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取为资贼”。章悖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里,大多数士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那时的士子多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5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具扰民之害远远胜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书,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司马光的作法,继元牛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韦占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赶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到了南宋,这种颓风虽有过几次短暂的遏制,终因病入膏肓,最终走向了王朝的彻底灭亡。

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一是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这样的例证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

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里很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

二是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贾似道传》说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可见青年时的贾似道已经是个“带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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